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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彩体育官网辽人茶事源流的考古学观察

作者:杏彩体育管理员    发布时间:2023-10-07     浏览次数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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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杏彩体育官网辽人茶事源流的考古学观察唐代饮茶已普及于大众,中国茶文化逐渐在海内外形成影响。辽墓出土茶器及相关形象显示着茶文化在辽地的盛行,虽然饮茶方式有所变化,但溯其源流,却多可与唐墓及遗址中出土的茶器组合对应一致,这从茶文化的角度体现出了辽人对于唐文化的高度继承。这一结论在众多领域均可找到相关考古学证据。继承了唐文化的辽,其统治者又不断学习、融合宋文化,并产生文化互动,逐渐形成中国意识。辽与北宋之间的关系,在茶文化领域同样有所表现。这些现象引发我们对王朝正统和以中原为本位的传统史学观中辽所处的位置问题进行重新思考。

  在辽墓壁画中,备茶图是典型主题之一。以往对于辽人茶事的研究也多以备茶图为线索展开,内容涉及茶器考辨、饮茶方式研究、丧葬文化研究、礼乐制度研究及佛教文化研究等。本文拟结合辽墓壁画中的茶事形象、出土茶器与唐代茶器进行比对,对辽人茶事源流加以考察,同时尝试寻找更多考古学证据,观察辽人对唐文化的继承。此外以茶事为出发点,对辽宋关系及王朝正统问题进行探讨。

  唐代,饮茶风尚流行开来,对茶叶需求的增加使得与茶相关的各种制度也在此时形成。陆羽作《茶经》,首次将业已形成的茶事内容加以系统整合。由此,中国茶文化体系也在这一时期被初步建立起来,茶文化的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考古发掘也证实,在唐代墓葬与遗址中,发现了众多茶器组合及相关遗存,唐代墓葬壁画中亦有备茶的主题。与唐代情况相似的是,在以宣化辽墓为代表的辽地汉人官员墓葬中,多幅保存状况良好的备茶图完整地描绘出了辽人备茶的场景,此外诸多契丹贵族墓葬中也出土了茶器组合。下面将辽墓出土的茶器组合及相关元素与唐代遗存予以一一比对。

  2016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与平山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对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平山镇的王母村唐代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墓主崔氏葬于唐哀帝天祐元年(904)。墓葬虽被盗扰,但还保留着较为完整的墓葬壁画。其中,在墓室南部东壁两倚柱之间绘有备茶图〔图一〕。在这一晚唐纪年墓备茶图中,桌上绘有带托茶碗与注子,茶碗为白色,茶托为黑色,可能为黑漆质地。壁画画面不甚清晰,从报告描述来看,“茶托托口较高,平板式托盘,下有外撇高足”。

  其注子、茶碗与茶托形象与宣化辽墓M4备茶图中所绘茶器组合相同。宣化下八里辽代墓地是张世卿和韩师训两个家族墓地。其中M4为韩师训墓,墓主死于辽天庆元年(1111),M4东南壁壁画上绘有备茶图〔图二〕。杏彩体育平台网页版此外,崔氏墓中还出土有白瓷碗和瓷碾子,可能也与备茶相关。碾子在法门寺地宫出土茶器中也有发现,在宣化辽墓备茶图中十分常见。

  宝山辽墓中发现有天赞二年(923)题记,是迄今发现的纪年辽墓中年代最早的契丹贵族墓。1993年对编号M1的一座大型壁画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宝山M1为砖室墓,由墓道、门庭、墓门、甬道、墓室和石房组成。其中,石房内北壁壁画绘有厅堂图,图中绘有一张红面黑腿几案,案上有一黑色高足盏托,上置一敞口斜壁白釉碗〔图三〕。这里盏托与碗的形象也与王母村唐代崔氏墓中相似。

  2015年,巩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河南省巩义市东区对司马家族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其中,在司马进夫妇合葬墓、司马仲举夫妇合葬墓及张氏夫人墓等墓葬中,均出土了成套的茶具模型,包括坐俑、炉、茶盘、执壶、茶碾、盂等〔图四,图五〕。而在宣化辽墓M6、M10东壁壁画中,均绘有茶碾与炉;在宣化辽墓M1、M2、M5、M7等墓葬中,则出土有陶执壶,执壶形制与巩义司马家族墓出土执壶相一致〔图六〕。唐司马家族墓中还出土了多个茶桌模型,其上均放置有茶碗、盘等,盘内还装有茶点食物,这与宣化辽墓M7后室木案上的陈设相类似,均为模仿墓主人生前的生活方式所作。由于饮茶方式的改变,唐墓中所见部分器物已不见于辽墓及壁画,执壶等器物形制随饮茶方式的变化也已有所改变,然而据唐李匡乂撰《资暇集》“注子偏提”条记载,可知唐代注子之器形来源于罂,加盖、嘴、柄而成。罂是汉以来就流行的器形,考古发现在唐宋时期的墓葬中,也有许多自铭为“罂”或“粮罂”的器物 。后世所谓执壶即为唐代所用注子、偏提之类,即便形制有变,仍应本于此。

  2022年,为配合潞鼎观园项目建设,杏彩平台登录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与长治市古建筑保护和考古研究所对项目用地范围内发现的墓葬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出了5座唐代墓葬。其中,带有咸通六年(865)纪年墓志的M20中出土了成套茶器,包括白瓷执壶、白瓷碗、白瓷茶瓯、铁勺、铁质茶碾、青釉瓷渣斗等〔图七〕。

  1986年发掘的辽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是辽代保存最为完整契丹贵族纪年墓,在丰富的出土随葬品中,有银盏托、青瓷碗、银渣斗、银匙等器物组合。而该器物组合与器物形制和长治潞州屈家庄唐代墓地M20出土器物高度一致〔图八〕。

  耶律羽之位列辽东丹国左相,1992年对其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墓葬规模宏大,虽然被盗,仍然出土了陶瓷、铜镜、金银器、铁器、丝织品等丰富随葬品。从器物造型上看,其中可能与饮茶相关的有铁执壶、青瓷碗、银渣斗等。该器物组合与长治潞州屈家庄唐代墓地M20中出土茶器相近。尤其短流、敞口执壶,与长治唐墓中瓷质执壶造型相近而与宋代执壶有别〔图九〕。

  宣化辽墓 M1、M3、M7、M10中均出土有黄釉瓷器组合,可能与饮茶相关的有黄釉盏托、黄釉碗等,宣化辽墓中的黄釉瓷器茶器组合与长治潞州屈家庄唐代墓地M20出土瓷器茶器组合相近,但瓷器品种与形制略和唐代有差别,这可能与饮茶方式的改变有关,并受瓷器烧造水平影响,但从中依旧可以感受到辽代承袭前代审美所做出的努力〔图十〕。此外,宣化辽墓M4东南壁备茶图中的茶器组合〔见图二〕也与屈家庄M20相近。

  在故宫博物院藏品中,也有与长治潞州屈家庄唐代墓地M20中出土瓷器茶器组合类似的唐代及辽代瓷器藏品,如唐代白釉连托茶碗、青釉刻划花盏托、辽白釉托盏〔图十一〕,以及唐越窑青釉渣斗、辽绿釉与白釉渣斗等〔图十二〕。

  钱宽与水邱氏墓为异穴同封合葬墓,墓主钱宽是五代时期吴越国国王钱镠之父,其夫人为水邱氏。钱宽墓于1978年被发现并发掘,水邱氏墓于1980年发掘。两墓均为晚唐时期墓葬,形制为船形多耳室券顶砖室墓。钱宽墓被盗扰,但仍出土有白瓷器物组合;水邱氏墓未遭盗掘,出土了丰富的瓷器、金银器、漆木器等遗存,其中可能与饮茶相关的有瓷器与银器组合。钱宽墓出土的白瓷执壶,敞口,直颈,圆肩,鼓腹,长流略弯曲,与流对应另一侧连接肩腹间置把手〔图十三〕。水邱氏墓出土有银渣斗、银匙、白瓷碗、白瓷葵口碗等〔图十四〕。其中白瓷碗敞口,斜直腹内收,矮圈足,口、足包银釦。

  在辽耶律羽之墓中,出土了铁执壶、银渣斗〔见图九〕、白瓷碗、白瓷葵口碗组合,器物形制与水邱氏墓出土器物几乎相同,只是瓷碗没有银釦装饰。

  陈国公主墓出土的银匙、银渣斗与青瓷碗,与水邱氏墓出土器物组合及形制相似〔见图八〕。除较为典型茶器之外,钱宽墓与水邱氏墓都出土了白瓷海棠杯与盏托〔图十五〕,杯八曲海棠花口,喇叭形外撇高圈足。盏托花口,外壁起伏不平。杯与盏托外底均刻有“官”字款,器物为模制,器形精致。辽陈国公主墓出土水晶海棠杯与此杯造型相近,均作椭圆口海棠式〔图十六〕。

  唐代法门寺是殿、塔、楼、阁组成的以塔院为中心的多院式佛寺,其重要文物出自塔身与地宫两部分。其中茶器是入藏法门寺地宫的重要文物类别之一,包括有烹煮器、碾罗器、贮盐器、烘焙器和饮茶器等,系统而清晰地阐明了唐代烹茶、饮茶的全过程。

  法门寺地宫中出土了鎏金鸿雁流云纹银茶碾子与团花纹银碾轴,碾子由碾槽、辖板、槽座组成,槽呈半月形〔图十七〕。宣化辽墓M6前室东壁备茶图以及M10前室东壁备茶图中均有较为清晰的碾茶图像〔图十八〕,其中的茶碾形制虽不尽相同,但均与法门寺地宫中的茶碾类似,而与宋画《撵茶图》中可能用于碾制草茶的茶碾不同〔图十九〕。

  出土鎏金仙人驾鹤纹茶罗子,罗长方体,由盖、罗、罗架、屉、器座组成,罗架下焊台形器座,有镂空的桃形壸门。在宣化辽墓M7前室东壁备茶图中,桌上亦置有一长方茶罗子,从外观来看,盖形、罗、镂空器座与法门寺地宫茶罗子如出一辙〔图二十〕。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金银制茶器中还有银火箸、银则、金银丝结条笼子等,金银丝结条笼子由提梁、盖、笼身与足组成,做工异常精美。在宣化辽墓M7前室东壁备茶图中,恰巧有一童子登高摆弄挂笼的形象,挂笼形制与法门寺出土者相似〔图二十一〕。宣化辽墓M6前室东壁备茶图中,桌上细节描绘出了火箸、茶则、茶筅等细节,除点茶用的茶筅外,也都可与法门寺出土茶器相对应〔图二十二〕。

  法门寺地宫出土琉璃器中,有一组淡琉璃茶碗与茶托,系本土产琉璃器,模吹成型。碗小,平底,侈口斜直腹。类似形制的托与碗在宣化辽墓M5后室西南壁备茶图桌上也出现过〔图二十三〕。这种斜直腹的小碗在辽代耶律羽之墓、陈国公主墓等墓葬中均出土有青瓷制品出土,是辽代比较常见的茶碗形制。

  法门寺出土的另一种碗是秘色瓷葵口碗,衣物帐中虽没有明确标明秘色瓷碗的用途,这类碗也可被视为茶碗使用。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唐代佚名所作《宫乐图》,描绘了唐代宫廷仕女聚会、奏乐、宴饮的场景〔图二十四〕。观察图中仕女手中所持与桌上摆放器物,漆制羽觞无疑应作为饮酒器使用,因此所绘敞口直腹青釉瓷碗、青釉褐斑瓷碗等,很可能作为茶器来使用。对比法门寺、唐墓与辽墓中出土茶碗,也可验证这一结论。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秘色瓷葵口碗应属此类。耶律羽之墓中出土的葵口青瓷碗,也与画中所绘瓷碗造型类似。在故宫博物院瓷器藏品中,有与《宫乐图》中的茶碗形制相同的唐代越窑青瓷碗,另有五代耀州窑葵口碗等器物,也可与图中器物进行比对〔图二十五〕。

  除茶器外,法门寺地宫还出土了一系列与饮茶活动相关的器物。例如茶点存贮与摆放容器,包括鎏金壸门座银波罗子、葵口小银碟等。宣化辽墓M7前室东壁备茶图中的所绘的壸门座波罗子、辽陈国公主墓出土秘色瓷花口蝶纹盘等,从器形上可与法门寺遗物相对应〔图二十六〕。

  法门寺地宫出土茶器从材质区分有金银器、琉璃器与瓷器,其中琉璃器与瓷器基本为饮茶器,其他功能的茶器及饮茶相关器具多以金银制。银盐台、鎏金仙人驾鹤纹茶罗子、金银丝结条笼子、银火箸、银则等器物的发现,证实了陆羽《茶经》中关于茶器的部分记载。宣化辽墓壁画中的备茶图显示,到辽晚期,至少辽地汉人已有采用点茶法饮茶。然而以宣化辽墓壁画中的茶器图像为代表的辽代茶器,却与法门寺地宫出土茶器多有重合,在显示辽对唐文化继承程度之深的同时,也可见辽对唐文化的保留与内化的过程。这也解释了在饮茶方式已经有所改变的大环境下,茶器至辽晚期还依然保留有浓重唐代风格的原因。

  从辽墓出土茶器及壁画中所显示的茶文化图像来看,可见其与唐代多组遗存间的对应关系,不仅表明辽人茶事风格源于唐,也从茶文化的角度为辽继承唐文化提供了考古学证明。当然,与茶相关的文化内容只是整体文化面貌中的一部分,然而在辽继承唐文化的大背景下,对不同的文化因素也往往有着相同的表现,它们之间亦可相互为证。

  例如从制度层面看,辽所实行的南北面官制度,南面官下设的行政机构即仿效唐制建立而成:“辽有北面朝官矣,既得燕,代十有六州,乃用唐制,复设南面三省、六部、台、院、寺、监、诸卫、东宫之官。诚有志帝王之盛制,亦以招徕中国之人也。” 在墓葬形制上,唐代皇室与贵族墓葬流行使用的多边形砖室墓,在辽代贵族墓葬中也十分常见。“辽代墓葬形制在很大程度上是承袭了唐代风格,墓葬形制较为规范,等级明确”。甚至在墓葬壁画中所绘主题与内容,也多源自唐代流行的题材。比如备茶图就是在唐代已经出现的壁画题材之一。再如辽宝山2号墓中的《苏蕙寄锦图》和《杨贵妃调鹦鹉图》,已有学者研究表明其均是唐代流行的绘画题材〔图二十七〕。

  此外,在唐墓、辽墓以及宋墓中,都发现有家具遗存。这里面有实物遗存,也有在壁画中绘制的相关形象。其中椅子元素极具代表性。椅子是西方传来的家具,盛唐之后逐渐在中原推广开来。根据学者研究,椅子在唐代首先是在河北地区的武官人群中兴起并被接受的。根据已有研究与现有考古资料,北宋前期,椅子也仅在社会上层流行;至北宋晚期,才有更加丰富的遗存证明椅子在中原地区广泛流行。

  值得关注的是,从辽代墓葬壁画与出土家具来看,椅子形象的出现时间很早,张庆宗墓(877)和宝山辽墓(923)中已有发现,宝山2号墓中的《杨贵妃调鹦鹉图》,所绘贵妇形象就端坐在椅子上。辽墓中发现的椅子形象远早于其在北宋墓葬中的出现时间。到了辽中晚期,椅子的实物遗存同样丰富,且具有不同于北宋的独特造型风格。“辽文化早期受河北唐文化影响很深”,这也是家具中椅子这一形象在辽文化体系中出现时间早于宋的原因之一。作为一种在唐代才流行起来的外来物,椅子是极具标志性的文化传播符号。因此,椅子的传播与使用在表现辽文化对唐文化的继承中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在辽地建筑的木结构做法,从结构到细部均与唐代建筑相近,宋代建筑则产生了新的变化。从现存实例上即可看出“辽宋建筑存在明显分野,辽地受唐五代匠作传统影响深远,技术更新相对缓慢,这是辽承唐制的侧面反映”。

  这样的结论不仅能在辽的制度、墓葬形制、家具风格、建筑做法中找到线索,在陶瓷器烧造中也有所体现。例如唐代流行的三彩器在辽代被模仿制作,并在器形以及装饰等多方面融入了契丹风格,催生出了辽三彩这一特有的釉陶品类〔图二十八〕。在提梁式鸡冠壶、盘口穿带瓶等器物上,也都“突出地体现了唐文化对于契丹文化的深刻影响,与早期辽墓壁画,辽的金银、丝织工艺等所受唐的濡染是相映成趣的”。再如,在辽耶律羽之墓中,也发现有“盈”字款白瓷,与唐代邢窑生产的“盈”字款瓷器相呼应〔图二十九〕。此外,在以缸瓦窑、龙泉务窑等窑口为代表的部分辽代瓷窑遗址考古发现中,出土白瓷并非都是粗白瓷,其中的辽产瓷器中也不乏精细白瓷制品。学界也已公认,在以往判定为所谓定窑系白瓷的器物中,有许多都具有重新探讨的余地。这也从手工业生产的角度,促使我们对辽文化的形成及其整体样貌进行再思考。

  前述种种迹象表明,辽人、尤其是契丹贵族非常直接地继承了唐文化,似乎也比宋人更加积极,这与辽的立朝时间原本就早于宋不无关系。而宋人茶事同样以继承唐、五代时期的成就为基础,又有流变。例如饮茶方法上,盛于唐代的煎茶法在宋代也有使用。从茶叶形态上来看,北宋时期有贡茶“龙团凤饼”,而团饼茶在唐代早已流行,陆羽《茶经》中已有详细的制作、使用饼茶的流程。与唐代不同,宋始流行点茶法,但当使用饼茶时,在碾茶、罗茶等步骤也与唐代使用器具相同。

  在继承唐文化的背景下逐渐形成的辽文化,还在不断融合与学习以北宋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并形成文化互动。“大约在辽兴宗以后,辽人的中国意识也逐渐觉醒”。辽宋在共同的时空条件下,在文化上越是融合与认同,在立场上反而更加对立。值得关注的是,宋、辽之间的这种文化融合与互动、甚至立场冲突,在与茶事相关的这一小而具体的领域中都有着明确的表现。

  文化融合与互动自不必说,仅就墓葬与壁画中显示的宋辽饮茶方式的一致性,已为明证。例如蓝田吕氏家族墓中出土了带盖铁茶瓶、鎏金刷器柄与铜茶匙等,其中有茶瓶细颈,长流的造型显然是为点茶所用。另据发掘者检测,鎏金刷器柄应作为点茶时的茶筅使用。在宣化辽墓中,M1后室西壁备茶图中所绘执壶,形制与吕氏家族墓铁茶瓶完全一致〔图三十〕,此外在宣化M6前室东壁、M10前室东壁备茶图中,桌面上也清晰描绘有茶筅、茶匙等〔图三十一〕。

  如果从茶事的角度看待辽宋立场间的冲突,这个问题要从辽地茶叶的来源说起。辽茶的来源应该主要有两个途经:一是澶渊之盟签署后,按照协议规定每年北宋向辽提供的茶叶;二是澶渊之盟签署前就已经存在于宋辽榷场贸易中流通的茶。《宋史》记载,从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起,“始令镇、易、雄、霸、沧州,各置榷务,辇香药犀象及茶之贸易”。显然,身处北方的辽地并不产茶,辽茶几乎全部来源于宋。

  在辽统治阶层的活动中,茶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根据《辽史•礼志》中的记载,可知辽统治者有在、外交活动中有“行茶”的制度。这一制度在面对北宋使者之时,也自然保持。例如宋使见皇太后仪中,有“赞各就坐,行汤、行茶”的礼制。在宋使见皇帝仪中,同样也有行茶之举,“殿上酒三行,行茶、行希、行膳。酒五行,候曲终,揖廊下从人起,赞拜,称万岁”。

  可见辽对饮茶文化与礼仪十分重视,但围绕茶这个问题,辽与宋之间却在立场和心态上有着近乎微妙的关系。虽然在澶渊之盟签署后,辽宋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关系,然而当宋使入辽,接受着辽人用宋地之茶、以本于中原之茶礼的辽人礼制规范限制时,双方的心态博弈借由“一杯茶”逐渐上升到有关立场、地位甚至王朝正统的层面。由此,辽文化与宋文化的这种“融合与对立”,对于辽与宋都有着非凡的意义。

  辽继承了唐文化,又与宋文化融合互动,甚至是辽宋间立场的冲突,在茶事上都有着明确的表现。这也提示我们重新审视辽代在以中原王朝为本位的史学观中的位置。其中,朝代正统性是一个无法避开的问题。宋与辽南北对峙,自然也成为了自古以来正统性争论的焦点之一。这一争论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以草原为本体的辽人,其统治者的立场发生了由夷到华的改变。早在辽太宗时期,已略见此趋势。会同元年(938)“六月诏建日月四时堂,图写古帝王事于两庑”。同年十一月,“晋复遣赵莹奉表来贺,以幽、蓟、瀛、莫、涿、檀、顺、妫、儒、新、武、云、应、朔、寰、蔚十六州并图籍来献。于是诏以皇都为上京,府曰临潢。升幽州为南京,南京为东京。改新州为奉圣州,武州为归化州” 。此后,文化的融合已是大势所趋。蒙古人入关以后,随着大一统格局的形成,在修辽、金、宋三史之时,修史总裁官脱脱已明确表示“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此举不仅顺利完成了三史的纂修,也暂时摆脱了辽宋正统争论的束缚。

  正统问题是一个文化问题,然而争论的本质仍是基于文化的认同与传承。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已经表明,在大的历史进程中,始终经历着先进文化不断被保留与继承,不同文化间不断地融合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看,辽与宋均继承了前代“正统”,彼此间又形成文化互动,并在不断交流、融合的过程中趋同。这也为后来元明时期的统一、以及多元一体文化内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本文作者单位为故宫博物院器物部,原文标题为《辽人茶事源流的考古学观察》,全文原刊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3年第9期,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转刊时,注释未收录。)